陈章绩花鸟作品中的精神意藴

陈章绩（1938-2023），广东阳江人，生前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其先后师承于关山月、黎雄才、李苦禅、郭味蕖、田世光诸位先生，精于花鸟、人物、山水诸艺。陈章绩长期耕耘于写意花鸟画领域，以清逸脱俗的笔墨风格和富有内涵的图式语言，承续并发展了文人画传统。陈章绩的写意花鸟画尤为偏爱“四君子”题材，其创作不仅在形似上下功夫，更注重通过植物气质传达质朴温润的自身修养与内敛自持的精神追求。

一、陈章绩绘画题材中的人格寄托与文化意涵

文人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审美理念，强调借景抒情、以物寄志，是画家人格修养与精神境界的集中体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被历代文人赋予高洁、坚贞、幽雅、超脱等象征意义，成为寄托士人理想的重要题材。陈章绩热衷创作“四君子”题材作品，这一偏好很可能与其职业定位和教学岗位密切相关。身为广州美术学院青年教师，他于1963至1964年间便获选赴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花鸟画，其后更成为国画系花鸟室负责人。从业以来，陈章绩的花鸟画作品清逸含蓄、秀丽生动，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其笔下的兰叶舒展飘逸，花朵淡雅含蓄，气韵清远，透露出画家崇尚幽静的精神境界；而梅花的清艳劲挺、风骨凛然，则强化了画家刚柔并济、傲然不屈的文人气节。陈章绩以植物入画，实则是将传统象征意涵转化为个人的精神画像，践行“托物言志”的文人表达。

在作品中，陈章绩常以点缀麻雀、八哥、喜鹊等禽鸟，为“四君子”画面赋予灵动生机，营造动静相生的艺术境界。选择麻雀为点缀，缘其岭南籍贯；而选择八哥这一题材，则源于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期间，深受李苦禅先生的艺术熏陶。故诸多论者视陈章绩为南北国画技法融合的典范。其笔下小鸟或跃动枝头，或相依私语，与挺立之竹、盛放之梅相映成趣，构筑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意境。此般安排迥异于单纯装饰，更展现他对传统文人意境的拓展——意境非止于疏淡高远，亦可容纳活泼泼的日常生趣与自然和谐的诗意氛围。禽鸟为作品注入活力，使“闲适”“温润”“天人合一”等文人审美理念得以具象呈现，进而升华作品的精神表达与情感温度。

陈章绩还擅绘山石，多采用中锋运笔，线条遒劲如锥画沙，先以赭石铺底，再施花青诸色。石面缀以丛草墨点，形式凝练。其山石呈现稳健、质朴的气象，在构图章法中扮演要角，极具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二、陈章绩笔墨语言中对“意”与“境”的追求

（一）简约用笔营造空灵之境

陈章绩大胆践行“简而不俗、疏而不淡”的笔墨原则，以简练的线条传达深远的意境，而这正是写意画的难点所在，缺乏深厚、全面的中国画掌控能力，便易流于杂乱与浮夸。他笔下的兰草常以细笔勾勒柔美曲线，竹叶则通过提按顿挫彰显节律，梅枝的曲折亦非随意铺陈，而是依形赋势，尽显顽强生命力与姿态之美。画面结构多取疏朗布局，主体形象不事铺陈而留有空白，“虚实相生”的处理赋予画面呼吸感与节奏感，引导观者从具象形貌转向内在情感与意境体悟。陈章绩用笔讲究行气连贯，于一气呵成的线条中蕴含呼吸、节奏与心境的交融。他不追求形式的精巧繁复，而注重整体画面情绪的统一与精神的贯通。尤其在“竹”这一题材中，其用笔既具骨力，又显神韵，线条劲挺中不失温润，传达出含蓄而高洁的审美情怀。这种简约用笔与疏而不淡的构图，共同营造出画面的空灵之境。这不仅成就了他鲜明的艺术风格，也为作品中文人气质的意境表达提供了坚实的形式依托。

（二）色不碍墨、墨中有韵

陈章绩强调“色墨相成”，坚持“色不碍墨”的用色理念，追求在淡雅设色中保留笔墨本色的表现力。他反对色彩压制笔墨、破坏画面节奏的方式，而是在尊重水墨韵致的基础上，以少量设色点染，使整体色调清新和谐、格调高雅，契合文人画“清逸不俗”的审美取向。其设色多采用浅赭、淡绿、粉红、米白等柔和色调，使色彩与墨色自然过渡、相互呼应，为观者带来柔和温润的视觉体验。1985年的《迎春图》是其色墨结合技法的典范。画中白梅清冷高洁，墨竹苍劲挺拔，茶花淡红点缀，三者在色调上形成分明层次，又统一于温润淡雅的整体风格。白梅用米白晕染，纯净却不冰冷；墨竹浓墨书写，尽显笔力；茶花以色衬墨，增强灵动。多种意象并置而不杂乱，通过色与墨的协调，使画面呈现出层次丰富、宁静和谐的格调。陈章绩用色虽轻淡，却极富节制与考究。他善于借色彩调节画面节奏与温度，使墨色在不同色块衬托下更显深远含蓄。如1998年的《红梅竹石图》中，红梅虽为主色，但设色并不喧宾夺主，而是通过色浓调淡、灰墨打底，形成浓淡对比、动静结合的节奏感，强化墨色表现力。这种色墨互动不仅丰富层次，也增强情感张力，使“文人意境”由笔墨延展至更饱满的精神空间。

（三）诗书画融合的意境表达

陈章绩的花鸟画常辅以自题诗句与书法题款，通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方式深化作品文化内涵。在他的创作中，诗、书、画形成彼此支撑、相互融通的审美系统，使文人意境在视觉之外获得文字与思想的延展。题款内容多为咏物言志、寄情自然、抒写性情，既是画家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画面意象的语言补充，使观者在读画同时亦能“读心”。在具体表现上，陈章绩的题诗常配合画面意境而设，语言简练、含蓄，不追求辞藻堆砌，而力求与画面氛围相契合。如2004创作的《岭南春讯》中，他以几句短诗点明“岭南春早、疏雨初晴”的画境，使原本空灵淡远的画面多了一层情绪温度与空间引导。他在书法用笔上与绘画笔触保持风格一致，题款位置因构图而异，总能与画面形象构成节奏呼应，不破坏整体结构，反而增强视觉层次。他多以行草书入题，清健俊逸，不拘一格，契合作品整体格调。正因诗书画三者相互渗透，陈章绩的作品在形式上展现完整的文化结构，在精神上表现出深远的意境追求，使文人画“文以载道、画以明志”的传统在现代语境下得以有机延续。

三、陈章绩作品画面整体格调中的文人意境营构

（一）疏朗布局中的超然境界

陈章绩的花鸟画在整体布局上注重疏密有致与节奏空灵，体现出文人画“简静淡远”的审美追求。他摒弃繁密堆砌的构图方式，常以一二主干植物为主体，通过斜向穿插、层层错落的枝干组织画面，再辅以少量岩石、禽鸟、小草点缀，构建出清朗明快、含蓄留白的空间节奏。画面不过分追求结构对称或场景充实，而是强调视觉流动与意象生成的自由感，呈现出“可游可居”的空间意境。在1975年的《香祖》中，兰叶布势疏朗有度，根部交错而不密集，上方线条舒展且富于弹性，整体布局显现出一种呼吸感。大片留白营造出虚静氛围，使主体形象在空白映衬下更具存在感，观者的视线可自由游走于虚实之间，感受到空灵中的意象生长。这种布局方式不制造视觉冲击，而是引导观者进入一种清宁、从容的审美节奏。陈章绩在构图中注重视觉重心的转移与节奏控制，常运用斜向引导、上轻下稳的构图法则，使画面重心低稳、高远，拉开空间层次，产生“远山近水”般的审美张力。竹叶的穿插方向、梅枝的起伏走向、禽鸟的飞动路径，与整体布局形成呼应，增强了画面的结构性与动感。整体构图逻辑并非对称均衡，而是强调“动中求稳、疏中藏密”的东方美学，体现出画家审美理想中的超然与不拘。

（二）静谧氛围中的情志表达

陈章绩在画面格调营造上追求宁静内敛、含蓄空灵的艺术氛围。构图中的动植物布置极少带有张扬姿态，题材安排、色调控制与节律处理均表现出“静”、“雅”为主调。他画面中虽常见鸟类、水气、光线等具象要素，但均未形成强烈动势，而在弱动中生发温润情感，体现“静中有动、动中含情”的哲思意趣。如1997年的《雨晴》，雨竹苍翠欲滴，竹枝斜逸，小鸟伫立枝头，背景设有薄雾氤氲，营造出“山雨青空鸟声传”的柔和意境。景象虽静，情绪却生，既表现岭南雨节的潮润清凉，又映射出画家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与亲近。他以朴素的语言构建宁静深远的画面气场，使观者在其中获得情绪的沉淀与精神的安放。这种意境并不直接抒情，而是借景显情，让观者在沉默中体察画家的心理状态与审美情绪。意境生成方式并非高涨情绪，而是以淡化主观表达、强化氛围渲染，引导观者内向思索，形成静与情、境与心的联通。

（三）从传统到个人的文人意境再创造

陈章绩以传统文人画为根基，画风却不拘泥于古人样式。他尊重梅、兰、竹、菊题材的象征传统，同时在题材组合、构图形式与情感表达上不断创新，建构出带有个人气息的“当代表述型”文人意境。在题材处理上，他倾向“意象交叠”而非“单题孤立”的构型。他创作“岁寒三友”“双清”等传统图式，或者巧妙地将几种花卉组合。如1985年的《迎春图》，白梅、墨竹与茶花并置，打破“四君子”各自成幅的传统，构建出复合意义的象征系统。白梅寓高洁，墨竹显坚节，茶花虽不属四君子，却以花型、色调以及表现手法相近于菊或梅，增强了画面层次与精神气质。这种“意象叠构”展现画家超越题材固定性、重构视觉与情感路径的艺术意图。在视觉语言上，他弱化装饰性细节，追求格调的素静与明净，使作品更契合当代审美中“简而不单、雅而不冷”的趣味。如1994年的《春讯》中，红梅与墨竹并列，冷暖对比得当，色彩克制却不乏活力，线条流畅中见张力，画面呈现传统笔墨与现代气质的融合状态。这种融合不是形式的调和，而是对“清逸”“含蓄”精神的当代表达，使文人画获得新的生命力。陈章绩对“文人意境”的再创造，源于他对传统精神的深刻体悟和对现代审美的敏锐把握。他笔下的文人气质不仅体现为品格坚守与审美纯净，更融入亲切、温和、日常化的精神调性，使“文人意境”由“高处不胜寒”走向“可感可亲”的文化表达，展现出当代花鸟画重建人文精神的现实路径与艺术担当。

四、结语

陈章绩通过简约用笔、空灵构图、淡雅设色与题款相融等手法，构建出清逸含蓄、情志深远的精神图景，不仅赋予传统花鸟画新的审美意境，也为当代文人画的转化与再创造提供了范式。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卢婉仪）

2025年9月发表于《读天下》